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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宪法中蕴含着丰富的指向民族团结的资源，且不限于直接包含民族民族团结词语的条款:一方面，宪法序言引入文明维度、革命范式、社会主义视角，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和政治逻辑，确立了民族团结的历史正当性。

这个知识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底色，围绕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制度元素，如政党、民族、公民、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婚姻和家庭、国家标志等，形成了方法多元、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持续发展的理论集合。对知识体系是否具有自主性的判断，也要从快照视角转移到活动的图像的视角。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以平等权利和平等原则为先导的权利研究，深化了中国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以权利本位法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形成和发展而对中国法制完善和法治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世界宪法以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为分水岭划分为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经济自由权的限制和社会权的保障。从宪法对于家庭的规定来看，我国宪法并未试图构建家庭关系，而是将家庭的社会涵义直接运用于宪法文本中。作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当代中国宪法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自主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对于中国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发展而言，如何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融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对核心范畴的理论阐释中，并在国家—人民—个人之间提炼出新的理论范式，是获得自主性的关键。这种开放性至少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面向世界，通过对中国宪法实践的提炼与反思，形成超越本土的普遍性。[37]在中国，将先进地区的创新经验上升为国家法律是十分重要的制度扩散机制。

郑州7·20灾害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因此，在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状况时，学者们默认了法律所设定的行政目标和行政机关的能力至少是基本匹配的。[43]参见前引[1]，《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第11页以下。三、被肢解的行政可问责性及其复原路径 在行政法上，对行政可问责性的描述可以追溯到权责一致原则，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因为法律赋予其职权而必须承担对应的责任。

因此，行政机关的履职能力往往取决于这些因素所组成的木桶中最短的那一块木板。[53]参见《三定规定制定和实施办法》（202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202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第4条、第5条、第22条。

而作为行政可问责性的一个独立层次，与作为义务、结果回避可能性并列的作为可能性，指的是行政机关在现实资源和能力条件约束下，实际履行其作为义务的可能性。这样的评价标准只能是一种下限标准，也就是确认行政机关在现有条件下至少应该做到什么，即找到那些作为义务的道德。究其原因，在学者们看来，这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行政资源与行政任务的匹配度。

对于行政能力构成中钱的因素，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国家权力机关对财政预算进行审查批准并监督其执行，监督的主要方式是行使有关撤销权。相关理论假定，立法已经解决了行政职责和行政能力的匹配问题，或相关权责安排已通过民主立法程序得到正当化。对于被告作为可能性的讨论，可以用最典型的、所谓裁量收缩为零的纯粹不作为进行考察。对于一些偶发、零散的安全事项，行政机关无力监管，就会将监管对象在这些方面的合规水平与其他利益绑定，换取其遵守规定。

[10]参见曲新久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86页。[76]尽管行政系统内部不可能日常性地取有余以补不足，但在紧急情况下进行个别化的资源调剂则是可能的。

但是，稍加推敲即可发现，法律对这些问题的规定大多是高度概括的，有的甚至只象征性地稍加提及。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在此之上不存在任何其他更高的标准。

华德波：《论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尽责履职的界定——以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第49号为切入点》，载《检察指导性案例应用研讨会论文集》（2021年6月24日，河南郑州），第438页。[75]参见史宇鹏、李新荣：《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以义务教育为例》，《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第99页。但是，仔细推敲便可发现，这些讨论要么指向作为义务，要么指向行政目标无法达成这一消极结果的回避可能性，并不真正涉及基于行政能力的作为可能性，最多只触及其中个别枝节问题。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立法机关在设定一项行政职责时，为了保证其具备可问责性，应当满足三个条件：清晰地描述职责的承担者。来源：《法学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立法研究（19BFX180）的阶段性成果。

按照这种理解，有关基本权利国家保护水平的结论，可直接适用于本文讨论的行政职责履行的部分情形（指向基本权利保护的那一部分）。四、引入作为可能性之后的履职评价 将作为可能性拉回行政机关履职评价的体系当中，至少要完成对如下三个问题的建构：对作为可能性的合理期待水平、判断作为可能性的依据、不（完全）具备作为可能性时的责任分配。

未采取相应措施的，仍承担原应承担的责任。[60]在立法层面，尽管很多法律规定了财政保障措施条款，但这些条款大多都停留在政府应当采取财政措施，保障某工作所需经费之类的原则性要求上。

参见吴园林：《我国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制度建设40年：改革及其完善》，《经济研究参考》2019年第19期，第98页以下。郑州7·20灾害国务院调查组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部分暗合了评价行政机关履职状况时应当遵循的一系列规则。

经批准发布的三定规定是机构职责权限、人员配备和工作运行的基本依据，必须严格执行。设定行政职责必须同时授予权力和配置能力，这分别回答了结果回避可能性和作为可能性的问题，因为授权不足将导致行政机关即使穷尽手段也难以达成目的，能力不足则导致其连法律赋予的手段都无法采取。比如，对符合要求者在办理其他审批事项时给予方便，在提供给付性利益时优先考虑，反之，则设置一些障碍、减少一些机会，或者进行拖延。前者的分析路径对于解决后者并不能提供多少启示。

[62]参见郝铁川：《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有法律约束力吗？》，《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第100页。法律因为一个人没有做到某事而造成不利后果从而给予其非难，既需要此人基于其社会角色应当做此事，也需要此人基于其能力禀赋能够做此事，还需要外部条件容许该人做得到此事。

尽管这样做费时费力，仍远胜于粗暴地跳过作为可能性这一环节。配置行政资源使其形成足够的能力。

消防救援机构的接警席位有限（设置更多席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大量闲置），由于求助者太多，大部分人连电话都无法拨入。[27]至于每个官员实际上的认知水平如何，并不影响这种评价的结果。

首先，在常规情况下，讨论官员履职不力的责任，并不需要考虑认识可能性，因为直接执行法律就可以输出履职方案。[30]参见王贵松：《论法治国家的安全观》，《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第27页。相应地，也应该以这样的标准评价政府及其官员的履职状况，并决定有关责任的分配。在议行合一体制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全权性，当然可以为行政机关设定任务、分配职权和配置资源。

法律从人的社会角色出发抽象出作为义务，从能力禀赋出发抽象出作为可能性，从外部条件出发抽象出结果回避可能性，用于在不同层面上决定责任的构成或者免除。有行驶在隧道中的车辆遇水熄火，车主求助于消防救援机构，后者建议先行弃车逃生，车主不舍爱车而坐待救援终至溺亡（因能够自主逃生而缺乏公权发动期待可能性）。

不过，将立法上的不足作为前提性的给定环境，对履职评价方式和责任分配规则进行矫正，只是纾解现实困境的务实近策。这一点看起来理所当然，但实际上立法机关很难对政府的能力作出准确评估，即使立法机关能够做到，也总是习惯于从规范主义层面出发对政府职责提出应然性要求，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美好愿景或者前瞻性目标带入法律当中。

[47]经过这些方式的层层限缩，站在行政机关的角度，最后确实做到了任务和能力的基本匹配，使一些法律上不切实际的规定具备了可操作性。[34]参见魏昌东：《刑法立法反向运动中的象征主义倾向及其规避》，《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第55页。